天将雄师》的背后：公众考古话骊靬

王晓晖

纪元前的第二世纪和第一世纪，是人类历史划出一个新局面的时代……一切的盛势都已倾向东方和西方。那时支配世界的大帝国，是新兴的罗马帝国和那复兴的中华帝国。

——〔英〕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国产影片《天将雄师》在2015年的春节期间不仅牢牢地吸引了千万观众的眼球，而且以6天假期4.5亿元的票房收入一举在同期上映影片中拔得头筹，这部制作精良、演技精湛、情节动人的贺岁巨制无疑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罗马军团、西域都护和骊靬古城等萦绕在观众心底那些既遥远又熟悉的关键词在公众生活中的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和网络微信之间广为传播，不仅把甘肃永昌的骊靬古城推向了风口浪尖，而且再一次掀起了对《天将雄师》影片中那段荡气回肠历史背景的追溯和讨论。

一、公众考古视域下骊靬学术争论回溯

众所周知，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Dubs,1892～1969）发表于1957年的文稿《古代中国一座罗马人的城市》，把汉匈郅支城之战中一股记载稍显特异的军队认作古罗马军团残部，即在公元前53年发生的卡莱战役后，被安息人俘虏的罗马军人流落到郅支单于那里，公元前36年在于陈汤率领的汉军对垒中设置了重木城和鱼鳞阵。《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载：“明日（建昭三年，前36年）……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馀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战败后，汉朝设置骊靬县安置了这批罗马人。

此说一出，旋为诸多中外学者所赞同，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法国学者布瓦努尔在《丝绸之路》皆表示赞同，中国学者冯承钧、齐思和也在论著中予以采用。然而，对此说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亦大有人在。1957年斯齐尼亚西发表评论，认为骊靬城的设立与克拉苏军团无关，1967年台湾学者余英时《汉代中外交通史》指出德氏说法与汉代安置归降蛮夷体系制度的相悖之处（汪受宽：《古罗马军团东归伪史案的终结》，《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1989年，作为兰州大学外籍教师的澳大利亚教师戴维·哈里斯和俄语教师费·维·瓦谢里金，兰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陈正义和西北民族学院教授关意权共同研究，认定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者来寨就是汉朝安置罗马战俘的骊靬古城。兰州大学郗百施先生在《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一文中指出汉县骊靬与大秦无关（《兰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湖南师大莫任南先生在《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骊靬县的起源问题》（《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一文中，复旦大学葛剑雄先生在其《天涯何处罗马城》文中（《读书》，1994年第2期）和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先生在《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1995年5月21日）文章中，以及何立波先生《中国骊靬古城真与“罗马战俘”有关吗？》（《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文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

值得关注的是，大众传媒对于骊靬古城投入了极大地观注。根据汪受宽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989年至2003年期间，报道了古罗马军团东归和永昌“骊靬文化”的媒体就有：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文汇报》、《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中国文物报》、《南方周末》、《新民晚报》等39家平面媒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广东卫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等26家广播电视媒体，以及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17家境外媒体。而影片《天将雄狮》公映之后，势必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诸多领域掀起一轮新的、关于“骊靬文化”的公众考古热潮。尤其是在新媒体日益大行其道，公众更容易在网络、博客和微信等媒体上发表自己观点、见解和声音的信息化时代，尽可能全面、客观、真实地传播有关骊靬历史和汉代文明的基础知识、基本常识，是每一个历史学者和影视从业人员的职责所在。

二、有关骊靬的文献学、考古学和生物学论证

骊靬，又称为犁靬、犛靬、犁鞬、牦靬，是对大秦（罗马）的别称。《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九·四裔考十六·大秦》载：“大秦一名犁靬（靬居言反一云前，汉时犁靬国也）后汉时始通焉。其国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国。”汉代与西域的交往始于张骞，《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载：“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亦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且“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可知，汉武帝不仅知道有个犁靬国，而且对于外国眩人的绝技十分欣赏，所以才有“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厚富焉。”大汉天子柔远人、抚四夷的意图跃然纸上。

（一）文献中关于骊靬置县的记载。

《汉书卷六?武帝第六》载：“（元鼎六年，前111年）秋，东越王馀善反……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食之。”同时，《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又明确指出：“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县十：……骊靬，莽曰揭虏。”而《汉书》中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关于“单于使犁靬王窥边……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射杀犁靬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靬王。”为安置匈奴俘虏设郡、设县符合西汉惯常做法，从文献角度判断，元凤三年，即前78年设骊靬县的可能性较大。

（二）考古资料中关于骊靬的证据。

张德芳先生在《汉简确证：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第4版）一文中，涉及骊靬的汉简有13枚，纪年简有二，简一：“□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

（金关73EJT4:98）。简二：“□公乘，番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辛□”（金关73EJH2:2)。非纪年简则出现骊靬、骊靬长、骊靬苑监、骊靬万岁里公乘等地名、职官名或爵位名。由此判断以“骊靬”为地名至少在神爵二年（前60年）之前，结合上述文献分析，骊靬设县的时间或在前78年至前60年之间。毕竟“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骊靬县的营建当亦非一日之功，必然有一个时间过程。根据文献和出土资料的判断分析，骊靬设县的时间大范围在前111年（或前104年）～前60年之间，均早于建昭三年（前36年），因安置罗马人而设骊靬县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对永昌县境内的15座汉墓进行了发掘（《甘肃省永昌县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考古资料显示，水泉子木椁墓大多夫妻合葬于一木椁墓中，壶、罐为主要的陶器组合，随葬陶器只有一套且形制以汉式为主，器型、制法都同于中原汉墓，符合西汉晚期墓葬特征。韩国河先生在总结汉制形成的特点时曾经指出“西汉中后期以后……棺椁制度趋地简化，高级贵族也仅有一棺一椁而已，但在棺椁的用料及装饰方面下了大工夫。”（《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韩国河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68-69页），另外，墓葬中所出汉简亦为汉代七言本“字书”《仓颉篇》与“日书”，并无所谓“罗马人”的相关证据(《水泉子汉简初识》，张存良、吴荭，《文物》，2009年第10期)。

（三）关于关于甘肃永昌骊靬人的生物学研究。

兰州大学周瑞霞博士的研究方向为群体遗传学，在其题为《中国甘肃永昌骊靬人的父系遗传多态性研究》（《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5月）论文中，从父系遗传研究的角度，调查了由227个个体组成的四个中国西北人群的多余12个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位点并与全球内发表的各相关人群Y-DNA数据比较，得出根据骊靬父系遗传变异的研究结果，不支持罗马军团起源说，当前的骊靬人更具有一个汉民族亚人群的特征的结论。兰州大学硕士马国荣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国西北骊靬人起源的线粒体遗传多态性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通过线粒体母系遗传的角度探究中国西北骊靬人的种族起源，通过对87个骊靬人的线粒体高变区和部分保守区DNA序列进行基因扩增，测序、酶切，构建了骊靬人的线粒体单倍形图谱，得出骊靬人与中国汉族的亲缘关系最近而与欧洲人或者中亚人的亲缘关系较远，是中国汉族和中亚人或者欧洲人基因交流、融合的一个特殊群体。研究结果不支持骊靬人是古罗马军团后裔的假说。

三、大众传播与公众考古带来的启示

其实，无论是关于骊靬文化长久以来的学术争论也好，还是《天将雄师》再一次将骊靬和汉代文明拉入公众视野也罢，包括众多以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影视戏曲、诗歌小说等艺术形式以及种类繁多、风格迥异的各类传播媒体在涉及文明、文化与历史内容时，既不能东拼西凑、追求轰动，也不能猜测臆断、好大喜功，需要恪守导向正确、立场客观、辩证分析的原则，进行宣传报道。而作为能够通过“自媒体”发表见解、发出声音的公众，亦即真正意义上考古资源的创作者和拥有者，在参与考古活动、传播历史文化信息时，更有责任选择理性表达和深入思考，切忌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应以实际行动保护多样性的文化遗产不被误解、歪曲和破坏，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共享文明成果。

如今，人们清晰地感受到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纸媒体还是依托电子技术产生的广播电视媒体，乃至依托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数字电视、网络媒体等新媒体，都在自觉地承担着“传递文化遗产”的功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d Dwight Lasswell）于1948年即提出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三个功能（《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E·M·罗杰斯著，段晓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第227页）。一是监督环境的功能，二是协调社会对处于某种环境下所发生的事件的反应，三是传递文化遗产的功能。拉斯韦尔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上的，只有将前人的智慧、知识、经验加以记录、整理、保存并传给后代，才能够使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创造。因此，现代媒体传播文化遗产的责任由其本质属性决定，是基本功能的体现，同时也是历史和文明代代相传的重要保证之一。

《天将雄师》一片是基于两千多年前中国开辟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开启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融合发展、友好交流的时代背景之下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探寻欧亚各国新的发展模式和合作模式时，依然可以让古老的“丝路”焕发出勃勃生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王权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才真正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文章原载《中国电影报》，原标题：公众考古话骊靬——由电影《天将雄师》说开去，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供职单位：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